公元744年，44岁的李白和33岁的杜甫在洛阳相识相知，结伴找高适同游，组团自由行。

公元744年，44岁的李白和33岁的杜甫在洛阳相识相知，结伴找高适同游，组团自由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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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行结束后，他们各奔前程。正当盛年，人生似乎还有大把好时光，然而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，等待他们的是迥然不同的结局。

一如热门电影《长安三万里》所言，多年后，三人或高居庙堂，或漂泊江湖，或锒铛入狱，回望前尘，“言亦不可尽，情亦不可及”。那次三人游，竟是关于这段友情的最美回忆。

大唐最强诗人天团

“诗仙”李白、“诗圣”杜甫，再加上一个擅写边塞诗的高适，三人走在一起可谓“大唐最强诗人天团”。

高适跟李白岁数相近，属于大器晚成型人才，前半生过得并不如意。别看他在《别董大》中宽慰董大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，其实，年轻时的高适只是个无名之辈。

他生于没落的官宦家庭，“二十解书剑，西游长安城”，找“熟人”拉关系，求提携，期待“屈指取公卿”，可那些“熟人”瞧不上破落户，纷纷表示跟他不熟。

离京后，高适寓居宋城(今商丘)，耕读、习武。此间多年，他北上燕赵，漫游边陲，遍访达官贵人，继续寻找机遇，无果。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公元734年，关中闹饥荒，唐玄宗移居东都洛阳。次年，高适赴京应试，或来洛阳。

公元739年，高适与同为落榜生的杜甫一见如故，结伴同游。数年后，李白与杜甫在洛相识，厮跟着去找高适。三人漫游梁、宋(今开封、商丘)，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，饮酒赋诗，骑马射猎，游山玩水，好不快活。

唐代道教兴盛。李白素喜求仙访道，听闻老朋友司马承祯道士在洛阳附近的阳台观(今济源王屋山阳台宫)修行，便拽着杜甫和高适前去拜访，孰料司马承祯已驾鹤西去。

天人永隔，李白怅然若失，提笔留言：“山高水长，物象千万，非有老笔，清壮可(何)穷。”

这篇《上阳台帖》是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，也是李、杜、高三人行的珍贵见证。

耿直敢言的杜拾遗

古时文人学而优则仕，李、杜、高都曾梦想着入仕报国。

年轻时，靠当官的父亲资助，杜甫的日子过得还不错。二十来岁的他在东都考进士，考砸了，包袱一卷就出门耍去了，“放荡齐赵间，裘马颇清狂”。

父亲去世后，杜甫没了后援，娶妻生子，捉襟见肘。公元747年，朝廷开科取士，杜甫再度赶考，妻儿寄居在长安附近的奉先县——那里生活成本低，但杜甫的小儿子后来还是饿死了。

奸臣李林甫导演了一出“野无遗贤”的荒诞剧，考生全部落榜，杜甫自然又没考上。官场的复杂与黑暗初现端倪，杜甫不信邪，“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”，到处投简历，找朋友，托关系，直到四十多岁才混到芝麻大个官儿，担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，看管兵器库。

公元755年，安史之乱爆发，战火纷飞，民不聊生。很多人审时度势，要么投降叛军，要么仓皇逃命，杜甫和高适却选择了逆向而行。

公元756年，潼关失守，唐玄宗离京逃难，太子李亨策划马嵬兵变，拥兵称帝，是为唐肃宗。

杜甫忠君爱国，冒死投效新君，一心要挽救大唐。半道上他被叛军俘虏，誓死不降，趁乱逃出，穿越火线，“麻鞋见天子，衣袖露两肘”。唐肃宗有些感动，封杜甫为左拾遗。

不甘心下台的太上皇唐玄宗，派宰相房琯北上“监督”新君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唐肃宗嫌老臣碍事，赶巧有人告发房琯门客受贿，唐肃宗遂以此为由将房琯贬职。其他朝臣怕引火烧身，闷声不吭，只有耿直的杜甫尽职尽责，据理力争，为房琯求情。

唐肃宗大怒，杀鸡儆猴，将杜甫贬为华州(今华县)参军，给他“放长假”。

杜甫顺路回洛探亲，目睹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，忧国忧民，创作了不朽诗篇《新安吏》《石壕吏》《潼关吏》和《新婚别》《垂老别》《无家别》，揭露黑暗现实。

他对腐败无能的朝廷心灰意冷，南下隐居成都。

乱世逆袭的老高

相比老实人杜甫，高适的政治嗅觉可谓敏锐。打拼多年，他逐渐学会了如何在黑暗中蛰伏，如何在险恶处生存。

三人游之后，高适继续求职，继续碰壁，年近半百时当过封丘县尉，但不愿巴结长官、鱼肉百姓，一怒之下投笔从戎。

安史之乱爆发后，高适临危不惧，抄小路追随唐玄宗南下成都，建言献策，被封为谏议大夫。唐肃宗上台后，他意识到老皇帝锋芒已失，成了摆设，转身跑去投效新君。

公元756年，永王谋反，高适终于得到重用，临危受命，出任淮南节度使，对阵永王及“反贼”李白。

李白何以成了反贼？昔日好友会不会反目成仇？请看下期。（洛报融媒·洛阳网记者 张丽娜）